“輕罪重罰”的傳統理念促使司法人員避輕就重進而選擇非法經營罪，“輕罪重罰”是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商君書·靳令》中就已有“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說法。鹽田區律師就來帶您了解相關情況。

　　盡管現代犯罪學理論的研究已經表明，“輕罪重罰”并不科學。但“輕罪重罰”這一傳統理念對于我國現代刑事司法實踐的影響仍然存在，每逢一定時期某一類犯罪行為突出，便會出現司法機關要求對該類犯罪從重從快處理的“嚴打”現象。應當說，非法經營罪之所以適用范圍如此廣泛，是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這一傳統理念的影響。

　　再以侵犯著作權罪和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為例進行說明。《刑法》第217條就侵犯著作權規定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對于數額巨大或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第218條就銷售侵權復制品規定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是故，現行刑法就侵犯著作權和銷售侵權復制品的法定刑規定是較輕的。而第225條非法經營罪的法定刑顯然要高于二者，不僅情節嚴重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對于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因此，較之于前兩者來說，非法經營罪的懲罰程度顯然要高很多。這也是為什么審判實踐中絕大多數盜版出版物的案件都以非法經營罪處理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司法解釋對“網絡水軍”以非法經營罪論處，某種程度上也有同樣的考慮。“網絡水軍”一般涉案數額巨大，影響惡劣且范圍廣泛。《刑法》第285條非法控制計算機系統罪最高法定刑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第164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最高法定刑是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與之相比，第225條非法經營罪的法定刑最高可達15年，并可以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沒收財產，故較之前兩者要高，而且有些“網絡水軍”并非完全都可以以非法控制計算機系統罪或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論處。

　　應當說，實踐中被異化的非法經營行為很多是公眾所關注的是案，例如，群發短信案、非法傳銷案、買賣人骨案、倒賣奧運會門票案、違法建房并出售案和“網絡水軍”案等。這些事案的共同特點是，大都牽動著公眾的神經，隨著公眾要求嚴厲制裁這些行為的呼聲提高，司法機關便會尋求“嚴厲制裁”的解決路徑，因此選擇處罰較重的罪名——非法經營罪就不難理解了。

　　因此，通過刑法教義學的方法來解釋非法經營罪的堵截條款，一方面可以將非法經營罪堵截條款的適用嚴格限制在現行刑法規范的界限之內，避免其任意擴張與異化；另一方面努力追求裁判知識的體系化，有利于克服個案裁判時法官解釋得恣意，從而也可減少裁判過程中的行政干預。

　　亦如學者指出，在“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的明確性在我國尚未獲得圓滿解決”的情形下，“通過法教義學的解釋克服刑法明確性的不足是一個重要的途徑”。是故，接下來本文將著力從教義學的路徑展開對非法經營罪堵截條款司法適用的具體限縮。

　　是故，鹽田區律覺得，正是以上三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促成了司法機關不斷從非法經營罪的堵截條款尋求突破口，從框架下的擴張走向框架外的異化。所以，在適用中司法人員對堵截條款的曲解才是非法經營罪堵截條款異化的實質，只有透過表象認清了這一實質，對于非法經營罪堵截條款異化的限縮才可能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