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黃某通過網絡聊天與江蘇南通市年輕女子游相識，并通過“裸聊”截圖獲得游的裸照。在黃向被告張以游的裸照強迫他捐錢后，張同意了。2010年1月，黃光裕告訴你，他是警察時的朋友，因為電腦上的裸照被發現了，他將受到公安機關的處罰，并應盡快繳納罰款，以平息這起事件。深圳龍崗律師來講講相關的情況。

　　1月30日17時左右，你帶著1、5萬元現金到了舒陽縣，沒有告訴家人。黃光裕得知此事后，指使張瑞敏假扮警察私下與游會面，并接受了游交的1、5萬元。同年2月3日，被告張某主動向公安機關自首，如實供認，主動退還贓款1、5萬元。

　　對本案定性，存在以下三種不同意見：一種社會意見可以認為，被告人黃某、張某以非法占有為自己目的，對被害人問題進行安全威脅，使被害人之間產生影響恐懼以及心理而交出錢財，其行為是否符合敲詐勒索犯罪活動特征，構成敲詐勒索罪。

　　第二種意見的人認為，被告人黃某、張某以不法占有為目的，使用一個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被害人數額較大財物，其行為我們應當作為構成詐騙罪；第三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黃某、張某為謀取非法獲取利益，冒充其他國家管理工作相關人員招搖撞騙，應定為招搖撞騙罪。

　　兩罪的客體（或法益）是財產所有權（包括占有權和其他權利），其區別在于客觀要件。敲詐勒索罪的行為特征是行為人利用他人的隱私，對他人的名譽、自由甚至生命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威脅他人，使他人恐懼，被迫交出財產。因此，為了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行為人一般不必編造事實。

　　詐騙罪的行為特征是必須虛構事實，使他人不會因為誤判了一定的利益而被迫自愿交出財產。本案中，被害人雖然具有恐懼心理，但被害人恐懼是由被告人發明的警察朋友發現的裸照，使被害人誤認為受到了司法機關的處罰。為不受司法機關嚴懲，維護聲譽，自愿交出財產。被告人的行為符合詐騙罪客觀要件的特征。

　　兩罪的客體、主客觀要件不同。招搖撞騙罪侵害了國家機關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動。主觀上不以騙取財物為目的。客觀上說明，在某個地區或人群中，公然冒充國家工作人員，讓人上當受騙。一般詐騙的對象不具體，往往是隨機抽取，詐騙的過程一般需要較長的時間。

　　本案被告人行為的目的明顯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騙取對象2。被告人張雖在被告人黃的指使下冒充警察，但其主觀上沒有“招搖”的故意，客觀上也沒有“公然冒充”的行為。他只和受害人私下見過面，出軌時間很短。其行為是被告人黃詐騙犯罪的繼續和組成部分。兩被告共同侵權的客體是公民的財產，他們共同實施詐騙。

　　2011年12月，李被其他人介紹，被告劉被發現為工行一張高額信用卡的代理人。劉姓與丁姓合伙(另一案件辦理) ，在為受害人李姓辦理信用卡的過程中，利用銀行信用卡網上發卡日期與持卡人通過銀行郵件收到實體信用卡的時間差，于當月25日假冒持卡人，撥打工行客服激活信用卡，并添加劉姓手機號碼。

　　隨后，劉冒充李用信用卡建立了一個支付寶實名賬戶，同時支付寶賬戶交易需要綁定手機號碼(用于發送動態密碼)設置為劉自己的手機號碼，然后使用支付寶賬戶快速支付功能，用丁控制支付寶賬戶在淘寶上進行虛假交易，盜取李信用卡資金49990元人民幣，分享收益。

　　關于如何界定這一案件，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劉某冒用被害人李某的身份信息，使用李某的信用卡，屬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應以信用卡詐騙罪論處；

　　第二種意見則認為對于被告人劉某將他人進行信用卡轉為由要求自己可以控制，屬于我國刑法上的秘密竊取用戶行為，以盜竊罪論處。評析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在這起案件中，被告劉沒有取得受害人的信用卡，而是偷偷保留并獲得了使用信用卡所需的信息，然后在網上進行虛假交易并兌現，我認為這不能被定義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三款所定義的“盜竊”。

　　深圳龍崗律師認為，“盜竊”一詞只適用于真實有效的信用卡，不包括已經遺失給信用卡承運人的信息。其原因在于，盜竊行為是指通過他人的信息和數據，盜用他人名片上的資金，實現財產占有的行為并非基于自身的“取得”行為，而是基于“交付”行為的某種財產處置權。